在中国，颗粒物污染已成为致死的第四大危险因素，仅次于饮食风险、高血压和吸烟。若目前的污染趋势持续，在2050年城市空气污染将成为全球范围内致死的首位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空气污染威胁并非中国特有，健康影响研究所的该份报告同时指出，在印度和一些南亚国家，每年有大约80万人过早死亡。）

                                                                                       ©Gary Braasch

        现在，那些关注北京“空气末日”问题的人们不禁开始思考：中国的环境污染究竟会对儿童和老年人造成哪些影响呢？ 

        孩子们首当其冲地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

        原因显而易见：发展因素–未成年人的肺部以及呼吸系统的防御功能仍处于生长阶段；其次，行为因素–儿童更为活跃，比成年更愿参与户外活动。这些因素都造成他们更容易通过深呼吸将污染气体吸入身体的内部。

                                                                 北京胡同 ©Anthony Suen

        2000年代初，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支持了哥伦比亚大学儿童环境卫生中心主任弗雷德丽卡·佩雷拉博士（Dr. Frederica Perera）带领的科学家团队，就空气污染和儿童健康之间的关联在中国西南部城市重庆开展研究，在一个高污染排放的燃煤电厂关闭之前和之后，分别对居住在附近的两组妇女以及她们的新生儿的健康进行了对比研究。

                                                                     重庆 ©Deliang Tang

        研究结果显示，其中一组在妊娠期受到电厂排放空气污染影响的母亲，她们的孩子们在成长到两岁时，智商和动作发育的平均水平都比另一组未受到空气污染危害的孩子们低。

                                                                         在重庆  ©Deliang Tang

        换言之，在电厂关闭后出生的孩子的健康和各方面发育状况更为良好（下载完整报告）。一些其他报告也表明了类似的结论，彭博商业周刊的克里斯蒂娜·拉尔森（Christina Larson）就曾进行过相关报道。

        2006年，我曾前往重庆见到了那些参与了研究的儿童。令我难过的是，那些受到电厂污染影响的孩子们，一出生就处于劣势，而他们对此并不知情。

                                    我在重庆和孩子们在一起 ©Deliang Tang

        老年人是另一个弱势群体。

        研究显示，老年人更易受到空气污染的危害。随着年龄增长，人们自身对抗污染危害的修复能力不断减弱。因此，心脏病、中风、肺病（慢性阻塞性肺病和哮喘等），以及糖尿病的发病率大大增加。这些都意味着更多的药物治疗、就诊、急诊和住院就医，以及更多的过早死亡。

        中国在环境治理方面不断取得进步。今年一月，空气污染不断恶化，政府随即宣布将制定新的空气质量和汽车尾气排放标准（虽然目前还没有正式规定出台）。同时，环保部正在酝酿将PM2.5列入约束性指标。而就在上周，中国政府宣布未来三年将斥资1000亿元人民币治理北京的污染问题。

        中国的新领导层已明确表示了对环保的坚定态度。李克强总理在首场记者招待会上即承诺，对中国的环境及污染问题“要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大的作为去进行治理”。然而，新领导层在环境问题上未来能有多大作为，仍有待观察。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一直以来忽视或有意逃避政府制定的环保政策，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违规方受到的处罚太轻，导致工厂对安装污染减排技术视而不见。另外就是，政府仍将GDP增长作为地方工作表现的主要衡量标准，还未将环境保护置于同一重要高度。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对奖惩制度进行改革，以杜绝腐败和违规现象的发生。污染问题仍日益严峻：据新华社报道，3月份内地雾霾天数创52年新高。在北京，造成空气污染的两大元凶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 在今年第一季度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约30%。我们最近随机进行的一次PM 2.5的24小时监测显示，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测得的数据比美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远远高出。

细颗粒物（PM2.5）24小时平均/（微克/立方米）（2013年3月）

世界卫生组织标准：25（微克/立方米）

*华盛顿的数据未经过QA/QC检查，仅为初步数据

        中国的环境危机存在于很多方面：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以及食物安全。公众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也不断上升，不断恶化的环境威胁到每个人的健康，更重要的是老人以及孩子们的未来。

        中国有一句老话“山高皇帝远”，这句话显然不能用于空气污染治理。环境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环保势在必行。

本博客由Barbara Finamore、 Christine Xu和Rich Kassel共同撰写

        PITI体系旨在通过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评分排名的方法，激励环保部门不断改进环境信息公开工作，改善环境管理水平。PITI体系采用8项评价指标对全国范围内重点城市的信息公开进行科学和系统的评价。这项指标包括排污者的超标违规和事故记录、企业污染集中整治的信息和依申请公开环境信息的情况。评估报告发布伊始，就在社会引起积极的反响。2009年《中国经济时报》将这一报告体系评为当年十大环境事件之一。PITI评估的重点城市越来越关注评估的结果，名列前茅的城市总结成功经验，不断进取，而落后的城市也主动上门征求建议，争取改进。

        过去4年的评估显示，平均分持续上升，从第一年的的31.06到最新评估的42.73。在一些城市也形成了非常好的公开案例。2012年度的PITI评估中，宁波仍夺榜首，前十名的平均分达73.69分。但是，2012年度PITI评估也发现涨幅放缓，在重要的环评信息、日常监管信息和排放数据的公开方面，进展有限。2013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实施进入第5个年头，环境信息公开如何取得进一步突破呢？2012年度PITI评估报告提出了污染源监管信息全面公开的概念。实施污染源监管信息的全面公开，首先从以下三点入手：实时发布重点污染源企业的在线监测数据；系统、及时、完整地发布排污企业的日常监管信息；定期公布企业的各项污染物排放数据。中国近期在法律法规、政策方面的进展、不同地区的良好实践，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都为全面公开创造了条件，其实现必将为节能减排创造巨大的动力。

为什么环境信息公开如此重要？

        作为一项评估工具， PITI体系有两项重要特征：它向中国和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正在致力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并为促进这项工作的进步建立评估基线。 国际经验表明，环境信息公开为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断增加的环境透明度，不但改进了环境管理水平，降低环境违法程度，并不断打破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壁垒。

        值得指出的是，PITI评估的是城市对污染源监管信息的公开状况，除此之外，污染物的实际排放数据，对公众也是至关重要的。NRDC和IPE多年来致力于推动类似于美国有毒化学物质排放清单的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美国的有毒化学物质排放清单制度（TRI）是通过污染物排放和转移报告公开，给公众提供信息，包括工业设施和企业排放到空气、水和土壤中的有毒化学物质，以及转移处理的物质。广义地说，TRI实际上是一种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PRTR)制度，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盟－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尽管不同国家具体覆盖的污染物不同）。尽管这个数据库不直接管理排放，但是能够对企业造成压力促使其减排，因为没有企业愿意被认定为污染巨头。

建立了PRTR制度的国家或地区（蓝色区域）（来源：EPA)

        国际上PRTR制度是在80年代产生的，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印度博帕尔毒气泄露事件致2000人死亡，50万人受伤，是催生这一制度的直接原因之一。此后，许多国家开始要求企业报告排放数据并将之公布于众。PRTR制度为周围社区提供有毒物质排放和废物管理的信息，节省了政府资源。这一制度能够鼓励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并提供信息支持从企业、政府、NGO、到公众各个层面的决策。未按规定报告的，要接受处罚，具体处罚因国而异。

下一步：路在何方？

        李克强在谈论空气污染治理问题指出，我们必须有所作为。在中国建立PRTR制度能够帮助政府履行削减污染的承诺，提供污染种类和来源的信息，以供确定减排重点，特别是减少甚至消除危害最大的那些有毒物质的排放和转移。

        以TRI制度为例，一个PRTR制度的建立必须基于以下几个原则：

• 符合报告条件的企业自我报告；
• 报告超出阀值的化学物质排放；
• 对特别需要关切的化学物质设定更为严格的阀值；
• 报告每年度常规和偶然的化学物质排放量
• 报告场内和场外转移的废物中所含化学物质
• 可处以每日最高$25,000的罚款

        信息公开是中国公民目前的重要需求。事实上，就在去年，74个城市的PM2.5监测数据首次实时公布，是得到公众认可的巨大的进步。这是非常值得赞赏的，当然，前方的路还很长。除了空气污染信息，公民还应当获得土壤、水污染和食品安全的信息。我们期待看到中国环境信息公开的深化和扩大，特别是PRTR制度的确立，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权知道呼吸的空气是否干净、饮用的水和食物是否安全。

本博客由环境法与治理项目和Barbara Finamore共同撰写

        除了让信息更加透明以外，北京市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频发的污染问题，包括关闭工厂、减少上路车辆以及劝说市民在春节期间少放烟花。实际上，从去年开始，由于公众的环境意识和对空气污染的关注度提高，烟花爆竹的销售量已下降了45%。然而，元旦假期过后，随着人群返城，周末期间严重的雾霾再次回归。雾霾所造成的较差能见度，促使政府暂时关闭北京市及附近省份的高速公路，取消航班，并发布了雾霾“黄色”警报（当能见度少于500米，或0.3英里），许多人的出行计划不得不中断。

        提高信息透明度以及其他的短期措施无疑都是正确的重要举措，但是抑制污染问题，需要能产生持续作用的长期措施，比如制定更加严格的国家燃料标准。因此，我们非常欣喜的看到北京市政府发布《北京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送审稿）》，并从1月20号至2月8号期间，向公众征求意见。该草案中包括了责令排污单位停产以及进一步限制上路机动车数量等措施。同时，该草案还禁止在北京市内新建或扩建特定高污染行业，如钢铁业，并且要求企业在其网站上公布排污信息。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对该草案进行了评阅，并向北京市政府提交了意见。我们坚信，环境信息公开和积极的公众参与是制定并有效执行环境法规的基础。我们恳请北京市政府加强这类原则，强化草案中的强制执行措施。以下是我们提出的十项主要建议：

1. 明确并强化公众参与的原则；
2. 增加环境公益诉讼的规定；
3. 明确和完善环境信息公开的规定；
4. 增加按日计罚的规定，加强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5. 增加废旧铅酸蓄电池回收处理的规定；
6. 严格控制燃煤总量；
7. 制定并实施严格的餐饮业油烟排放标准；
8. 制定并实施以人体健康为基准的更为严格的环境标准；
9. 建议制定更为全面的排污许可证制度；
10.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明确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

        最为关键的一个要素是，北京市应当在有效执法上下功夫，即保障法律的实施与遵循。一方面，要完善现行法规中的法律责任条款。1987年，中国通过了一部全国性清洁空气法律（《大气污染防治法》）（分别于1995年和2000年修订），但可惜该法案处罚力度过低，近期立法机构正在对其重启修改。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一道，基于对国际经验，包括美国《清洁空气法案》的分析，对加强执法力度等方面提供了修改建议。另一方面，要加强现有法规的执行， 例如，在污染严重时，尽管北京市一再试图减少上路的公车数量，但是据1月30号的报道称，有875辆公车违反禁令。可见，能够做到令行禁止还需要更大的执法监督力度。

        在美国，奥巴马政府仅在去年就实施了10项违反美国《清洁空气法》的民事处罚，罚金超过100万美金。然而在中国排污单位不正常使用大气污染物处理设施，法定最高罚款仅为50，000元（7，653美金）。对于工厂来说，安装排污监控设备的费用远比罚款数额多得多，因此一些企业对环境法规不予理睬，有的宁愿缴纳罚款，也不愿遵守标准。环保人士马军认为，北京市的环保法规在实施执行方面将面临巨大挑战。我们建议，除了针对拒绝报告排污数据所处罚的15，000元罚款以外，还应对不守法的污染者“按日计罚”，并不设定罚金上限。同时，我们还建议，对于没有完成环境影响评价以及未经批准的在建项目，应处以更高的罚款，以达到对违法者的震慑作用。

        北京应采取的另一项重大的、合乎逻辑的措施是，加强健康基准作为制定标准的的准则。北京年均细微颗粒物达到了90ppm，比美国洛杉矶最严重的污染程度60ppm, 还要高出许多。一名中国学者发出这样的警告，空气污染远比SARS来得可怕，因为没有人能逃得过。据中国社科院估算，中国近期的雾霾已致使8亿人口受到影响。其中，在大型城市里室外工作人群尤其易受影响。多达40%的交警被确诊患有鼻炎，23%患有咽喉炎。一般人群中分别有33%到50%的人群患有同样病症。

        北京市持续恶化的空气污染非常明显，成为老百姓街头巷尾谈论的话题。李克强副总理呼吁要有所作为，强调“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虽然我们很高兴见到中国政府在该事件上，提高了信息公开力度和透明度，但是对政府和老百姓来说治理城市空气污染都是当务之急。我们建议北京市政府采取有效的空气污染 控制法规，迅速、果断地遏制空气污染问题！

本博客由环境法与治理项目, Barbara Finamore 和 Christine Xu共同撰写

NRDC与中国专业机构合作，邀请国内外专家，向电力和能源行业、相关政府部门官员和企业节能负责人提供使用的能效管理和评估培训  

        当我们在坎昆进行新一轮国际气候谈判之时，中国又在实现其气候承诺方面迈出了一大步。2010年11月4日，中国中央政府正式颁布了新的国家节能法规《国家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这些改变游戏规则的规定将首次要求中国的电网公司将其电力收入的一部分投资大规模的能效项目，以帮助中国的工厂、企业和家庭提高能效。条例将要求电网公司实现具体的能源节约目标，这些目标与在美国19个州通过的能效资源标准类似。这些规定有潜力帮助中国大幅度扩展其能效项目，控制能源消耗和排放的增长。NRDC（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是第一个将电力需求侧管理（DSM）概念带入中国的国际组织，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倡导需求侧管理机制的建立，帮助推进此类国家政策的制定。我们很高兴我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新的《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将于2011年1月1日生效，是在国务院的主持下由发改委等六部委联合发布的。该条例在许多方面意义重大：

        • 资源的综合规划：首先，该“办法”强调综合规划，要求同时考虑资源供应方和需求方。该“办法”进一步明确，在增加供应的同时，统筹考虑并优先从需求一侧采取管理措施。“办法”要求地方当局将能效提高、能源节约列入其电力行业发展规划、能源发展规划和当地经济发展规划。这些规定是关键，因为它们意味着中国的电网公司和地方政府必须优先通过提高能效来满足国家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而不是通过多建燃煤发电厂。

        这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和环境的积极发展，不仅是因为通过提高效率来省电要比生产新的电力能源成本低得多，还因为这也避免了来自发电厂的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国际能源机构估计，平均而言，在提高电气设备和建筑能效上，每增加投资1美元就能节省2美元的电力供应投资。

        • 能效资源标准（EERS）：此外，“办法”将电力需求侧管理的落实责任放在了电网公司的肩上，要求这些公司的电力电量节约指标不低于上年售电量的0.3％、最大用电负荷的0.3％。

        一旦全面实施，这个目标，即能效资源标准（EERS），将实现可观的能源节约量。中国在2009年的总用电量为36430亿千瓦时，所以0.3％的减幅大致等于110亿度 – 这些电力足够供应100万户普通美国家庭（或1000万户中国家庭）一年。

        • 用于能效投资的筹资机制：此外，“办法”规定了电力需求侧管理所需资金的三个来源：电价外附加征收的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差别电价收入、其他财政预算安排。另外，电网公司用于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的合理费用可纳入供电成本。因此，这些规定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长期的、可持续的筹资机制，用于中国的能效投资 — 这是发掘中国巨大的能效潜力的重要一步。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用正确的政策和激励措施，电力需求侧管理项目将可为中国减少2200亿千瓦小时的电力需求，并可到2020年减少超过1000亿瓦的新增装机容量的需求。

        • 对节能的监测和核查：最后，“办法”鼓励（虽然不是“要求”）对能源节约的核查通过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在与各方的交流中，我也了解到似乎有不少政府官员都对建立一个独立的第三方认证制度表示支持。在中国，这样一个系统已在逐渐成型，它有助于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温室气体减排信息的“测量、报告和核查”（MRV）体系。

        虽然中国已经颁布了许多能源效率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但新的《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可以帮助中国雄心勃勃的节能方案到达一个全新的高度。尽管中国不久前宣布通过关闭许多效率低下、高污染的工厂将达到“十一五”期间（2005-2010年）能耗降低20%的目标，但在很大程度上，有些只能算临时措施，将很难产生什么长期影响。 “办法”将有助于中国制定政策和框架结构，激励企业大幅增加对能源效率的投资，并通过改善终端能源使用效率而好比建造起虚拟的“能效电厂”，从而省去了建立常规发电厂的需要。这些都是长期的、减少能源消耗和排放的可持续措施。

        • 江苏省在通过DSM获益方面的示范作用：NRDC以及我们的长期合作伙伴美国能源基金会和管理援助项目，通过十年前就开始的在江苏省的宣传工作和技术合作，促成了电力需求侧管理（DSM）政策在中国的建立。2004年，我们与中央政府和江苏省政府合作，帮助在江苏省建立了中国的首个大规模DSM试点项目。2005年，NRDC和中美能效联盟帮助实施了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加州能源委员会和江苏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之间的一项DSM合作协议。这些初步的努力为在中国展现大规模DSM项目的价值奠定了基础，并已经促进实现中国的环境和能效目标。

        我们合作的前三年，根据江苏省的统计，其在DSM上的投资帮助减少300兆瓦新建发电能力和高峰负荷580兆瓦的需要。此后，江苏省又成功减少新增发电能力300兆瓦，总计680兆瓦。现在，该省每年节省35亿千瓦时的电力，减少34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所有这一切，江苏政府从2006年到2009年间4年的花费是2.4亿人民币（折合平均一年900万美元），DSM项目的回报绝对不止是收回投资而已，因为用于提高能效的资金投入，相比建设同样发电能力常规发电厂，投入减少了三分之二。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称江苏省为全国模范，《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的颁布证明这个省级的先行项目已对国家的能源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 美国各州也开始实施DSM：江苏省在建设DSM方面的成功实际上是借鉴了加利福尼亚州的电力监管机构、电力公司和商业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这彰显了在气候和清洁能源方面中美国合作的益处。事实上，2009年加州和江苏省的合作伙伴关系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加州和江苏省签署了一项新协议，以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这是中国的第一份国家级别以下的有关减排温室气体的协议。NRDC正在帮助落实该协议，加强加州与江苏省的合作，通过在建筑领域实施DSM，来节约能源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在加州，仅在过去十年，DSM能效项目就为全州用户提供了近50亿美元的净效益。在未来三年计划实施的新方案预计能为加州消费者省更多的钱并可提供超过15000个“绿色”就业机会。仅2008年，由效率项目带来的污染减少（该州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DSM项目，已取得了许多成果）共计1000吨形成空气尘埃阴霾的氮氧化物，同时，减排的温室气体相当于300万辆汽车的排放。美国其他州也正在推行DSM项目，以实现其能源目标，例如，两个星期前，在伊利诺伊州，美国Commonwealth Edison 电力公司、我们NRDC及合作方和监管机构签署了一项DSM协议，将为纳税人省一大笔钱并有潜力大幅减少该地区新建燃煤发电厂的需要，从而减少污染。

        • 国家必须继续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前在美国19个州通过的能效资源标准(EERS)比“办法”里的0.3％这个目标要高，有个别州则要高出很多。然而，中国成功地建立了全国性的EERS，适用全国的所有电网公司，在这方面，中国可以说大步赶超了美国。美国仍缺少一个全国性的EERS，尽管在去年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一项全面的气候和能源法案中包括了EERS的条例，但该法案未能在参议院获得最终通过。

        正如我的同事杰克·施密特（Jake Schmidt，NRDC国际气候政策项目主任）在最近的博客中指出，各国没有坐等国际气候协议的达成即开始在国内采取减排行动了。中国当然是个很好的例子。全国性的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的实施能显著提高中国挖掘其巨大的节能潜力的能力，这反过来会大大有助于中国到2020年实现与2005年相比碳排放强度降低40-45％的目标。

博客原文见：http://switchboard.nrdc.org/blogs/bfinamore/taking_action_to_meet_its_clim.html

        芭芭拉举例到，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执行秘书长克里斯蒂安·菲格雷斯在大会第一天的讲话中就引用了中国谚语“众人拾柴火焰高”来鼓舞各国齐心协力达成减排目标。后来在开幕式上，她又引用了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谈判陷入僵局时提出的“求同存异”的方针。

        芭芭拉说，在许多重要领域，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努力都具有表率作用，美国和其他国家应多多学习。比如，2009年，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高于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中国去年在风力发电总装机容量上超过美国，这个差距在今年继续扩大。安永最近发布了可再生能源投资“国家的吸引力指数”，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可再生能源的最具吸引力的市场。从能源效率到交通运输再到低碳能源，中国正在加紧推进政策，采取激励措施并发展各种项目，巩固其全球领导地位。

        芭芭拉还提醒，美国目前不仅落后于中国，根据美国著名调查机构PEW发布的名为“谁赢了清洁能源竞赛”的报告，美国也落后于土耳其、巴西、英国和意大利。

        芭芭拉说，“诚然，中国和美国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也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 – 改变经济模式、发展清洁能源对美国大有裨益，包括防止气候变化，保护就业机会，减少对高风险燃料的依赖。而美国正在错过这些机会。”

        芭芭拉建议美国也应加强对清洁能源的投入，她也引用了一条中国谚语，“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蜡烛。”

博客英文原文请见：

http://switchboard.nrdc.org/blogs/bfinamore/the_tianjin_climate_talks_a_do.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