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轰炸的城市生活里，只有两件事能得到国人的持续关注：一是食品安全，二是空气污染。记得2011年末的那场连日雾霾，让PM2.5 (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 这个专业技术词汇成了中国城市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云开雾散，大家的关注也渐渐移向了别处。但即便是对于习惯了冬日“雾里看花”的城市人，今年的阴霾也真是有点太厚重了，以至于在重见天日之后，大家不愿让自己的关注随风飘散，而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问空气污染治理的长效机制。没人愿做“人肉过滤器”，到底拿什么拯救我们的肺？

        讨论解决方案之前，先得说说造成雾霾天气的可吸入颗粒物从哪里来。通常我们所谈论的PM10(particulate matter 10)是指直径小于10微米的可吸入颗粒物，而PM2.5是直径小于2.5微米的可吸入颗粒物，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虽然PM2.5只是地球大气成分中含量很少的组分,但它对空气质量和能见度等有着重要影响。而且，由于它颗粒微小，能够进入人体甚至血液，对健康危害较大。世界卫生组织相关研究显示， PM2.5对人体存在很多潜在危害，包括可能加重哮喘、支气管炎、导致新生儿出生体重过低、心脏疾病以及增加过早死亡等危害。全球每年有约130万人过早死亡，而包括PM10、PM2.5颗粒物污染就是罪魁祸首之一。所以，PM2.5指数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测控空气污染程度的指数。汽车尾气排放、工业生产和燃煤发电等过程中燃料不完全燃烧都会造成PM2.5的产生。

        找到了污染的元凶，那谁又是排放者呢？日前，中石化一面公开承认炼油企业是雾霾天气直接责任者之一，一面又说这并非因油企质量不达标，而是我国标准不够。一石激起千层浪。对此，央视新闻微博评论说：“国标制定话语权，油企掌握了至少七成，还想说谁呢？一流企业应创造高标产品，才有资格制定国家标准。国标低，根本还是企业道德责任感低！”

        其实，在谈环境社会责任的话题时，谈政府责任，甚至企业责任都是附和者众，一旦说到个人责任，就难办了。抱怨雾霾天气的人多，但如果让普通消费者为治理空气污染，付更高的电费、或在购买日用品时支付更高的价格，那就炸了锅了。肯定有人跳出来说，国家收那么多税干什么去了？油企赚那么多钱干什么去了？

        国家、大型企业确实都应该为空气污染治理承担更多的责任，税收也的确应该有更高效的利用，更多用在改善居民生计和环境健康的方面，但这与每个人承担环境责任是两码事。说这话时，人们并非认真分析了税收结构，查看了大企业的环保投入之后做出理性的论断，而是本能反应地逃避问题和推卸责任。

        政府和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缺失是目前国内不容回避的现实，但必须明确的是：人人都是排放者。污染物排放来自我们家里源源不断供应的电力，来自我们上下班开车排放的尾气，来自我们消费的每一样工业制成品 ，甚至农产品，因为它们的生产均要消耗能源，而在中国，有70%的电力来自燃煤发电，各类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占比都非常低。

        环境责任的承担并不是一定要按照国家、企业、个人的先后顺序。政府和企业的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不容逃避，但是他们没有履行好环境责任，并不能成为个人不履行环境责任的借口。公众应该监督和要求政府、企业，加大环保力度，改善环境信息公开，并不断督促改善。同时也要从自己做起。过环保生活并不是有钱人的专利，也并不意味着必须降低生活质量。真正的环保生活，是建立在理性消费基础上的健康、优质生活。拒绝过度包装，安装节能灯，选用节能家电，堵车时关闭汽车发动机，选购本地出产的农产品（既新鲜又节省长途运输燃油），收集塑料瓶和纸板交给废品回收者……所有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是你能为改善空气质量做的贡献，也都能让你的生活增添绿色。

        其实，逃避责任是天性，承担责任是社会生活赋予的人的社会性。环境责任的挑战在于环境成本的外部效应。每个污染企业在肆意排污时，都是抱着一种侥幸心理的。一想到可以省下污染物处理的成本，受益人是自己，损害后果的承受者却是不特定的公众，这偷排的诱惑就十分巨大了。每个人在享受开车的便利和制造大量生活垃圾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可殊不知这样想的可不止你一个人。人人逃避的结果是人人受害。相反如果在制度和法规的保障下，将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人人都承担起自己应负的那份责任。那么总体的结果就会好得多，人人尽责，人人受益。

        根据美国环保局（EPA）的数据显示，《清洁空气法》创造的总收益和投入之比为40:1。在实施的最初20年中，20.5万人幸免过早死亡，67.2万人免患慢性支气管炎，1400万儿童免遭智力减退，以及1800名儿童免除呼吸道疾病。自1990年以来，全美每年减少了170万吨有毒物质排放入空气，将6种常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至原来的41%，并推动美国汽车设备比原来清洁了95%。与此同时，美国经济仍不断发展，GDP增长了207%。

        其实，国际环保运动最初就是由民间力量发起的。不甘忍受污染的环境，那么就立即从自身行动起来，同时奋力呼吁。自下而上的点滴行动，和自上而下的立法实施，最终将促成巨大的改变。毕竟我们要拯救的是自己的肺，还在等什么？

        谈到应急处理，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事件发生之后的快速反应。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环境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所需的功夫远在单纯的应急处理之外。

        第一要务是排除环境事故的隐患，减少所谓的“突发事件”；同时，有关政府部门自身应加强环境安全和公共健康意识，不断完善、熟悉并严格执行有关应急预案；另外，不应忽视环境信息公开，要加强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知识的公众教育，及时向公众告知正在发生的危险，以便积极应对。

处理得最好的事故是“没有发生的事故”

        事故发生后，应急处理再及时、再得当，也会对环境、公众健康、财产造成一定的损害，而事故处理所耗费的公共资源更不必说。所以，最重要的是防患于未然，处理得最好的事故其实是“没有发生的事故”。

        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绝大部分的所谓“突发事故”都是人为原因造成的。有些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虽与天气、地质灾害等自然条件有关，但这些自然因素的影响其实长期存在，总体来说，其发生也是可预见的。事故发生的深层原因，仍然是长期对环境安全隐患视而不见，例如尾矿矿渣违规大量堆积，赶上下雨或山洪暴发便造成溃坝；工厂长期违法偷排，危险化学品也缺乏妥善管理，一旦人员操作失误或设备故障便造成严重的水体污染。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这些环境污染事故对自然生态造成的破坏和给居民的生活带来的伤痛是难以弥补的，然而，究其原因，无非是设计缺陷、管理不善、意识淡漠等，这些事故居然就是人为“制造”的。对于一些环境破坏高危行业（如采矿、危险化学品的运输及使用、深海石油开采等），必须要在项目设计、选址、环评阶段，就进行全面考虑，避免埋下隐患。

        在这方面，其他国家的教训也给我们以警示。2010 年4月，发生在美国墨西哥湾的特大漏油事故，导致11名工人丧失， 6475平方公里海域被油污覆盖，漏油持续3个月才成功封堵油井，共有9亿升原油漏入美丽富饶而又生态脆弱的墨西哥湾。事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 在《深海危机——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一书中分析并反思了各种直接或间接导致事故发生的深层原因。石油行业技术发展突飞猛进，而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反而跟不上其发展。他们之间的人员流动和腐败等因素，又导致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关系暧昧，在立项审批和环评中开绿灯。深海作业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石油企业在利益驱动下不断前往更深的海域勘探开发石油，同时又迫于安全保障措施、设备的高昂费用和工期压力，在施工和操作中“一切从简”，再加上监管力量的薄弱，一系列错误最终酿成大祸。

        所有这些问题，我们是否也感到似曾相识呢？随着中国工业各领域的高速发展，各类工程技术难度与环境风险的增加在所难免。在前期有效降低项目的环境风险，应是国内工程和海外投资项目中最基本的要求。

        在石油资源日趋匮乏同时需求量猛增的情况下，国内石油企业也将目光投向了海外石油开采，包括在加拿大阿尔伯特省北方森林深处找到油砂资源。拟与加拿大恩桥天然气管道公司合作的“北方门户”项目如得以实施，每天将有50万桶原油，穿越1117公里，从内陆的阿尔伯特省输送到沿海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输油管线沿途要穿过785条大小河流（包括该地区3条主要河流的源头）、农田、地质条件复杂的山地峡谷（山体滑坡多发）和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等众多珍惜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繁殖地，到达沿海地区后将原油注入大型储油罐，并转用巨型油轮运输，油轮还要在满是暗礁的内水水域航行185公里才能将原油运出。整个过程危险重重，漏油的风险就像是时刻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且不说油砂开采和炼油本身环境污染大、效率低，单是在如此高风险的环境下作业，漏油这颗人为埋下的“不定时炸弹”就需要投资者审慎对待。在当地原住民组织激烈的反对声中，有何措施能够保证这“炸弹”不炸？这些对于投资者来说都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不仅事关环境责任，也事关投资风险。

完善并严格执行应急预案

        在不久前发生的广西镉污染时间中，相信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一个细节：1月15日接到河池水产部门报告有死鱼后，水产部门和环保部门当即就采样，按照正常的鱼类死亡标准如水中的含氧量等各方面来检验，检验发现是合格的。第二天，有关部门重新再去取样做更全面的检验，才发现是有重金属污染的迹象。于是当即把样送去广西自治区有关部门做进一步检测。这一细节，暴露了当地相关部门的应急处理意识和环境健康与安全意识淡漠。环境检测结果与已经发生的污染损害性后果（死鱼）出现了明显的矛盾，对于存疑的检测结果，应立即排查原因，改换检测方法或向上级汇报，到有条件的机构进行进一步检测。

        我们已经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务院还于2006 年制定了《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其中第 4.3.1 部分明确要求：“突发环境事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以及负有监管责任的单位发现突发环境事件后，应在1 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报告，同时向上一级相关专业主管部门报告，并立即组织进行现场调查。紧急情况下，可以越级上报。”

        然而仅有国家层面的原则性规定还不够，需要各个具体负责实施的部门、单位都根据当地环境和日常工作内容，制定更具可操作性的具体步骤，并且在机构内培养环境安全文化，确保每个工作人员都有强烈的环境安全意识，熟练掌握应急步骤，遇到突发事件才能胸有成竹。

        美国也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然灾害频发的情况下，经历了在应急状态下，不同地区、部门、各层级政府之间相协调的困难，才开始着手建立更为完备的应急体系，于1979成立了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成立之初，其负责人直接向总统汇报，目前它隶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随后，美国又于2004年推出了国家突发事件管理系统（MINS），提供了一个全国统一的模板，使联邦、州、地方和部族政府以及私人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能够一起协作，对于美国国内发生的无论何种原因、规模或复杂程度突发事件，实施从事前预防、应急计划制定，到快速反应乃至灾后重建和恢复的全链条行动。

        这一系统并非完美，FEMA隶属于主司反恐的国土安全部之下，其领导权限不足，汇报层级较多，而卡特里娜飓风后的处理不力，也曾令其饱受诟病。然而，不可否认，这一系统总体来说还是非常全面而细致的，也很好地寻求了应急处理中“灵活性”和“标准化”之间的平衡，并建立了强大的公共信息系统，对于培养主管部门和公众的应急处理素质功不可没。在FEMA的网站上，可以看到MINS每年都会发布新的应急指导方针和工具。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应急预案，并不是制定好了就万事大吉。改进一个国家、地区的应急处理水平，是一个渐进过程，预案需要根据情势随时调整和完善，人员也需要反复培训，强化应急能力和意识，并掌握最新的信息和方法。

信息公开——为了更有效的行动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对于事件发生后向上级汇报的时限做了具体规定，但缺乏对于向公众公开信息的时限。环保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明确要求，环保部门应当在职责权限范围内向社会主动公开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预案、预报、发生和处置等情况。然而，就此项环境信息的公开时限，我们仅能笼统适用该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环保部门应当自该环境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环境突发事件具体情况千差万别，笼统适用“20个工作日”，是否够及时？是否足以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保护生命财产安全？这一规定显然还有待分类细化，进一步明确。

        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为公众制作了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信息普及网站，名为Ready（准备好）。网站拥有多达13种世界主要语言的版本，内容完全按照用户的使用需求分类，详细介绍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知识，既包括地震、洪水飓风、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也包括火灾、爆炸、化学品泄漏、核泄漏等人为灾害与污染。人们可按自己所在的州和地区查询当地情况，也可按自己的身份选择所需了解的应急知识类别，比如商家如何在突发事件中保护公司利益，居民如何保护家人，甚至还有宠物主人如何在危难中保护自己的宠物。

        应急知识部分，除了介绍各种情况下逃生的基本原则，还根据不同机构和社会部门的特点（包括家庭、学校、医院、办公场、商场、行驶中的交通工具所等等），指导人们如何在平时准备紧急情况应急物资包，物资包里至少要有哪些物品；如何拟定应急计划，家庭应急计划中，必须包含家庭成员以外的、住在其他城市的人做紧急联络人，等等。

        除了向受事件影响的人群发布警示信息，在某地发生突发事故需要援助时，这个网站还能够提供志愿者报名平台，招募事发地附近的训练有素的志愿者，前往提供紧急援助。

        而我国在环境突发事件中，瞒报现象严重；即便向上级汇报了，也怠于公众公开；即便允许新闻媒体报道，也以“维稳”之名，轻描淡写。这样反而造成公众恐慌，谣言四起，导致民众采取过激行动（抢购或大量人群出逃等），更加不利于社会稳定，公众也无法采取自我防护措施，或向政府提供积极配合和帮助。只有平时加强环境健康知识宣传，营造环境宣传文化，发生事故后向公众实时通报，并告知应该采取的保护措施和民众可以提供的协助，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对居民健康和财产所造成的伤害，令公众消除恐慌，建立起积极应对的信心，并主动参与到协助降低环境影响和环境恢复的行动中来。

Rich Kassel， NRDC清洁燃油与交通项目主任

        2011年末，连续多日厚重阴霾的笼罩，让PM2.5 (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 这个专业技术词汇成了中国城市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其实，我国的环保科学家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对PM2.5进行监测，而环保组织多年来也一直在呼吁将其纳入空气质量监测标准，这一场全民空气保卫战似乎显得有些姗姗来迟。

        值得欣慰的是，这场保卫战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2011年12月30日，环保部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PM2.5平均浓度限值和臭氧8小时平均浓度限值将纳入空气质量标准。根据该《标准》，在全国普遍硬性施行PM2.5监测的时间是2016年。北京作为首都，也作为PM2.5受害较重的城市之一，率先采取了行动。北京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12月5日表示，将于春节前（2012年1月23日）公布综合观测实验室的PM 2.5研究性监测数据，供市民参考。此外，还将通过监测中心网站等媒体实时发布各监测子站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3项常规污染物每小时的浓度。

PM2.5从哪里来？

        通常我们所谈论的PM10(particulate matter 10)是指直径小于10微米的可吸入颗粒物，而PM2.5是直径小于2.5微米的可吸入颗粒物，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虽然PM2.5只是地球大气成分中含量很少的组分,但它对空气质量和能见度等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由于它颗粒微小，能够进入人体甚至血液，对健康危害较大。所以，PM2.5指数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测控空气污染程度的指数。汽车尾气排放、工业生产和燃煤发电等过程中燃料不完全燃烧都会造成PM2.5的产生。世界卫生组织相关研究显示， PM2.5对人体存在很多潜在危害，包括可能加重哮喘、支气管炎、导致新生儿低出生体重、心脏疾病以及增加过早死亡等危害。并且, PM2.5对儿童、老年人和心肺疾病患者影响尤为严重。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约130万人过早死亡，而包括PM10、PM2.5颗粒物污染就是罪魁祸首之一。

美国空气质量标准历程回顾

        美国的《清洁空气法》已有40年历史。该法案被视为美国历史上保护公共环境最为有效的工具。自该法案实施以来，成功减少了机动车和工业生产等排放的污染物。在该法案的保护下，美国的整体空气质量优于国际平均水平。以PM10指标为例，即使在纽约这样污染在美国国内相对较重的大城市，空气中的PM10颗粒也只是每立方米13毫克，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指标每立方米20毫克，而像伊朗阿瓦士这样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则达到了每立方米372毫克。

        不过，这样一部法案也不是从天而降，一蹴而就的，它也经历了许多公民运动、环境公益诉讼的推动，经多次修订才逐步完善，并且将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永远处于不断改进的过程之中。

        《清洁空气法》在1970年通过后，当时设立的国家空气质量标准主要涉及了五种污染物质：颗粒物质、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氮氧化物和臭氧。法案要求美国环保署每5年对颗粒物、臭氧等主要空气污染物的标准进行一次复审。1971年-1989年，当局将铅和28种破坏臭氧层的污染物及其他污染物纳入监测标准；1990年-2008年，将细微颗粒物和23种有毒有害和破坏臭氧层的污染物纳入监测标准（其中PM 2.5标准是1997年纳入的）；2009年，标准中增加了六种导致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

        根据美国环保局（EPA）的数据显示，《清洁空气法》创造的总收益和投入之比为40:1。在实施的最初20年中，20.5万人幸免过早死亡，67.2万人免患慢性支气管炎，1400万儿童免遭智力减退，以及1800名儿童免除呼吸道疾病。自1990年以来，全美每年减少了170万吨有毒物质排放入空气，将6种常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至原来的41%，并推动美国汽车设备比原来清洁了95%。与此同时，美国经济仍不断发展，GDP增长了207%。

值得借鉴的经验

         1.   标准推行初期面临阻碍是必然的，但不能因噎废食

        《清洁空气法》推动的一系列措施中，包括了汽油无铅化，遏制酸雨和降低汽车和卡车的污染物质排放。尽管现在看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但在推行初期都遭到了各行业企业的强烈反对，声称相关规定将对其产业和经济造成负面影响。而事实证明，保护空气质量的投入远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高昂。今天，美国仍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燃煤电厂声称在满足《清洁空气法》标准下发电将导致他们停业。但是回顾环境保护发展的历史，这些出于商业利益而形成的环保和经济转型的阻力都是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市场手段、激励机制化解的。

        2.   重视汽车排放污染

        中国目前的细微颗粒物污染主要来自燃煤发电及其他工业污染和汽车尾气排放，前者的增长势头有望随着中国的节能减排政策持续推行和工业污染控制的力度加大而得到有效遏制。但是，汽车尾气排放的增长速度却快得惊人。目前，全球主要大城市空气中颗粒物污染至少一半来源于汽车机动车燃料（特别是柴油）的燃烧。然而，有预计表明，在未来20年内，全球车辆有望增加至目前的10倍，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汽车数量增长趋势更是有增无减。

        美国全国推动使用超低含硫柴油，并采用严格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正是这些措施使美国空气相对一些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还更为洁净。目前，美国的柴油发动机比几年前已清洁了90%～95%，不仅降低了颗粒物排放，也减少了氮氧化物以及其他可能导致癌症等疾病的有毒污染物的排放。同时，执行这些标准和措施过程中投入的资金，为美国在健康福利方面带来了丰厚收益。随着中国机动车数量的激增，有必要加大力度推行更为高效和清洁的燃油和更严格的排放标准。

        3.   信息充分公开，形成有效的公众监督

        在美国，普通公众访问官方的空气质量信息网站(www.airnow.gov/index.cfm?action=airnow.local_city)，只要输入你所在区域的邮政编码，就可查询大气污染水平和颗粒物污染的实时监测数据和预测数据。美国环保局官方网站也会实时公布空气质量指数。PM2.5是每日空气质量的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每小时更新一次。网站通过六种颜色表示空气污染情况。绿色表示“良好”,黄色表示“一般”,橙色表示“对敏感群体不健康”,红色表示“不健康”,紫色表示“非常不健康”,酱红色表示“危险”。从地图上可见，美国除东、西部沿海一些人口稠密城市PM2.5指数显示黄色之外,其他绝大部分地区都是绿色。监测站点数量、设定位置等也都有具体要求,要考虑多方面因素,比如监测子站的人口暴露情况、地区最高浓度、大的污染源影响、地区交通、背景浓度、环境质量对动植物影响等。

        完善空气质量标准，绝不仅仅是将一项指标写进文件里那么简单，而是涉及到监测系统设计、监测站点建设和设备投入、人员配备和培训、信息公开和接受公众质询等方面的一个系统工程。环保部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还没有具体可操作的国家标准，有待细化。据北京市环保局介绍，目前北京还没有全面系统地开展PM2.5常规监测，而只是在不同时段开展了阶段性的PM 2.5研究性监测。今后，北京市环保部门打算根据建设进度，完成一个点站建设就发布一个点站监测信息，待国家PM 2.5新标准和相关监测规范发布后，将按照监测规范监测并发布数据。

        国际经验表明，调动企业、公众、市场、政府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力量，加强公众监督，对于推动企业降低污染、提升环境表现，促进政府实现全面的环境管理，是行之有效的。2012年1月16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联合发布了“113个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状况”连续第三年的评价结果报告。本次2011年度评价结果显示，中国113个城市污染源信息公开水平总体继续提升，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已初步确立，但依然处于初级阶段。IPE与NRDC两家环保组织通过3年的评价，已经发现了一批良好案例，未来会坚持开展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评价指数（PITI），并将继续与中国多地环保部门交流互动，力求把环境信息公开的良好实践向更多地区介绍推广，促进环境信息公开的进一步扩展。

        该请愿信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未来达成有强制效力的气候变化协议和资金支持两个问题上。对于接受国际社会在未来达成一项长期、全面、有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国际公约这一议题，美国设置了太多苛刻的前提条件；而关于气候变化资金支持的来源，各界提出过很多建设性的提议，美国也是反应冷淡。各公益机构均表示，德班会议应该是在坎昆会议成果的基础上，沿着积极的方向更进一步，而不是倒退。如果美国政府的谈判立场再不做出积极改变，那么美国将不仅无法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而将被视为最大的阻碍者。

        两年前的哥本哈根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本人也曾引述中国成语“同舟共济”来描述各国面临气候变化问题时应采取的态度和策略。公益机构联盟提醒她，德班会议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美国就必须兑现它在哥本哈根许下的诺言。

        美国华盛顿邮报对此事的报道见：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blogpost/post/un-climate-talks-environmental-groups-leaders-criticize-hillary-rodham-clinton/2011/11/29/gIQAxi979N_blog.html#pagebreak

U.N. climate talks: Environmental groups’ leaders criticize Hillary Rodham ClintonBy

Juliet Eilperin 

Leaders of more than a dozen environmental groups are sending a lett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Rodham Clinton Tuesday, warning that the administration’s current negotiating position at United Nations climate talks in Durban, South Africa could undermine progress there. 

The letter, signed by 16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says that while President Obama pledged in November 2008 to “engage vigorously in these negotiations, and help lead the world toward a new era of global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he has failed to deliver on that vow. The letter is to be released Wednesday, in an unusual public rebuke. The Washington Post obtained it Tuesday. 

“Three years later, America risks being viewed not as a global leader on climate change, but as a major obstacle to progress,” they wrote. “U.S. positions on two major issues – the mandate for future negotiations and climate finance – threaten to impede in Durban the global cooperation so desperately needed to address the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While the European Union and environmental groups are pressing for a commitment to engage in talks that could lead to a legally-binding climate treaty in 2020, U.S. special climate envoy Todd D. Stern has said it would be premature to commit to that discussion when it is unclear what the pact would look like. The U.S. has also raised concerns about several details related to the Green Climate Fund, which aims to mobilize $100 billion by the end of the decade to help poor countries cope with global warming and reduce thei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a press conference with reporters earlier this month, Stern said the administration was wary of signing up for a binding agreement that would not pass muster with Congress. 

“You ought to know what the content is before you make a final decision on form,” he said, adding “We’re trying to approach a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in a way that has the hope of attracting congressional support.” 

One of the lawmakers most opposed to curb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Sen. James M. Inhofe (R-Okla.), said in a statement Tuesday: “The far left should feel betrayed by President Obama. Despite overwhelming Democratic majorities in Congress when he came into office, he failed to deliver on his promise to bring the United States into the Kyoto process. And his abandon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process now means that he should put an immediate halt on all domestic global warming regulations.” 

The U.S. has called for major emerging economies such as China and India–which now rank as the world’s first- and third-biggest emitters of greenhouse gases—to commit themselves to greater international scrutiny and to binding obligations to cut their own carbon emissions. 

The environmental CEOs, including leaders of the Sierra Club,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and the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wrote that these demands are unrealistic. 

“It will clearly not be possible to reach consensus on these issues in Durban; insisting on their inclusion in a mandate sends the signal that the U.S. does not support such a mandate. This is a lost opportunity,” they wrote. “The U.S. should be working with the EU, China and others to make this type of a mandate possible, not rejecting it out of hand because it doesn’t guarantee all of the U.S. negotiating objectives.” 

The activists also criticized the U.S. for not allowing negotiators to discuss how they might impose global fees and taxes to raise money for the Green Climate Fund. 

The State Department did not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on the letter. 

Jennifer Haverkamp, who directs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program at the advocacy group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said the administration is in no position to make such stringent demands overseas when it has failed to impose nationwide limits 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t home. She noted that one of the reasons there has been “slow progress on the international front is because of the empty pockets the U.S. brings to the table… It would be extremely unfortunate if the U.S. domestic situation had the U.S. hold others, who are willing to start a negotiation, hostage to a U.S. domestic situation.”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UNFCCC）第16次缔约方大会（COP16）坎昆会议的标志是迎风摇摆的热带绿树加上飞舞的蝴蝶，仅从会标上看，似乎比去年COP15哥本哈根会议那银丝缠绕、一团乱麻似的会标多了些许乐观的情绪。少了去年孤注一掷的巨大压力和相互猜忌的不良气氛，今年的会议从一开始就本着建设性的务实原则。各方评论均称，此次代表们是为了卷起袖管干活儿来的。

        然而，会程过半的时候，表现仍旧平庸，除了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议题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减少毁林及森林退化的排放（REDD）、 气候变化适应（adaptation）、资金等此前被认为相对“容易”的议题都还几乎是原地踏步。而围绕着京都议定书的存亡这一基础性问题的争执，更是将整个大会笼罩在阴霾之中，令前景十分不明朗。

        坎昆不容偷懒

        按照惯例，每届气候大会总会在周末安排一天休会日。然而4日（周六）这天各方却格外忙碌。下午的大会会场被挤得水泄不通，各国代表一一发言。也许是因为心情的迫切加之问题的复杂，多数代表充满激情的演讲都超过了规定的每人两分钟。主席不得不频频提醒代表注意发言时间。原定两小时的会议开了足足四个小时。当天，各国部长纷纷飞抵坎昆。部长级官员在会议结束前一周抵达，在历届大会中也算相对较早的。这也许是吸取了哥本哈根会议的教训，因为高层官员尽早到会，有助于尽早发挥政治智慧，攻克困扰各方谈判代表的艰难议题。

        大会主席、墨西哥外长埃斯皮诺萨当晚邀请各国部长参加了欢迎晚宴，并在晚宴上选出一些国家的部长结成对子（一个来自发达国家，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分别负责协调不同事项，推进案文的协商和确认。比如瑞典和格林纳达负责“共同愿景”的相关事项；西班牙和阿尔及利亚负责气候变化适应；澳大利亚和孟加拉负责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新西兰和印度尼西亚负责包括透明度问题在内的气候变化减缓事项；英国和巴西负责《京都议定书》下的相关事项，等等。这还是一个比较新奇的做法，从这些国家的选择看，似乎尽量选择立场中立但又与该议题相关的国家。这样的协调机制具体如何运作，各国代表还不太清楚，是否有效，也需拭目以待。

        5日（周日）上午的大会稍显冷清，主席宣布了部长们的到达，敦促大家抓紧时间拿出令人满意的案文供部长们审议通过。各国代表也纷纷作出回应，其中委内瑞拉女代表的话特别恳切，她说：“我们的国家眼下正遭受洪灾……我们要对子孙负责，历史责任不允许各位偷懒，我们不能只在坎昆签署一个容易的程序文件，而把一切艰难的问题都推到明年。否则我们将来无颜面对子孙，我们怎么解释未能完成应该在坎昆完成的工作？”

        美国的“难言之隐”

        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裹足不前，已经受到了多方发难。美国代表团团长乔纳森•潘兴则在坎昆会议期间多次组织NGO吹风会，有些还是仅对美国NGO开放，努力营造正面舆论，维护美国的形象。在一次吹风会上，他也坦言，美国目前地位尴尬，“我们在这就是不太受欢迎。”6日（周一），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在美国中心的演讲，似乎完全抛弃了政府官员的身份，给与会者上了一堂活生生的大学物理课，谈碳在生根生物圈中的运行轨迹，谈各类新奇的新能源技术，对于听众最期待的美国眼下采取哪些措施落实其承诺的碳减排目标避而不谈。

        其实，美国代表差强人意的表现，也是有其“难言之隐”。一位分析人士对本报记者谈到，当今的美国缺乏有力的新能源鼓励政策，美国国会特别是参议院难逃其咎。在民主党议员占多数席位的大好时机，气候法案都未能通过，可见保守势力之强大。中期选举之后情况更是很不乐观，共和党赢得了很多席位，而他们一向是以保护煤碳、石油产业利益、反对环保政策著称的。可能很少有人关注过，超过一半的共和党参议员没有护照，意味着他们从来没有出过国，很难想象他们能够拥有足够的国际视野，来妥善处理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这样的问题。他们大多是保守派和气候变化怀疑论者，有些根本不相信气候科学。而“碳税”在美国简直就是一个禁区，都不是讨论能否推行的问题，而是敏感到任何官员都不敢触碰，只要提到增加任何的税，选举中必输无疑。而中国不仅积极探索碳排放的总量控制和交易及碳税的可能性，并且可以公开讨论其实施的可行性和挑战，可以说是走在了前面。当然，美国联邦气候立法的失败，谈判表现欠佳，并不说明其国内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完全无所作为。以美国环保署（EPA）引领的行政力量、州一级立法、企业界和民间的积极行动还是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的。

        坎昆关键词：冷静与妥协

        希望寻找机会爆出“猛料”的媒体，这次可能会对平淡的气氛感到有点失望了。大会第一周曾有媒体爆出“墨西哥秘密文本”的新闻，在会场内外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而后又迅速平息了。杰克•施密特（Jake Schmidt）， NRDC（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国际气候政策主任在第一时间评论称：所谓“墨西哥秘密文本”的说法对会议东道国墨西哥是不公正的评论。他说，东道国墨西哥在坎昆会议的谈判组织工作中的表现是出色的。对于任何希望做出提议的国家他们都执行“敞开大门”的公开原则。他们接受各方意见，试图拟定一份能够融合各方不同观点的协议。这是任何此类复杂的国际谈判中，会议主持方的惯例做法。一份基于过去一周的艰苦谈判而形成的文案将于明天正式对外发布，这将是公开透明的。事实上，正是为了尽可能全面包含各方观点，这份文案已经变得长篇累牍。这整个过程和即将公布的文案都是惯例，没有任何所谓“秘密可言”。

        中国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使黄惠康对本报记者表示：“主要是因为有了上次的教训，大家有点过于敏感和紧张了，这次是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重蹈覆辙的。”

        “维基解密网”在大会期间爆出美国曾收买一些国家，操纵哥本哈根谈判的丑闻，可谓一枚重磅炸弹，但似乎仍旧没有过多转移人们的视线。尽管在闭门会议中，分歧依旧明显，气氛依旧紧张，关键议题的观点也依旧针锋相对，但坎昆会议在公开场合的氛围却相对平和，少了哥本哈根会议中的唇枪舌剑和十足的火药味。即便是对于最具争议的日本拒绝《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立场，虽然多国政府和各个非政府组织（NGO）反映强烈，但从大会整体气氛看仍然没有出现铺天盖地的指责。取而代之的是耐心聆听立场背后的原因陈述，尽可能去说服和寻求出路。与会各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似乎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护来之不易的建设性气氛，尽可能避免制造“戏剧冲突”。

        UNFCCC执行秘书菲格蕾丝在7日下午的高级别会议上说：“我知道大家在某些领域已经作出部分让步，但还远远不够……如果你的国家立场跟其他人的相抵触，不要要求别人妥协，自己先想想妥协。”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出席了此次会议，他说：“这是一场马拉松，气候变化不是一朝造就，也不是一朝能解决的，要想解决，我们需要良知、共识和妥协。没有气候领域的进步，就没有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没有气候安全，就没有能源安全和国际和平。只要国家愿意想低碳经济转型，联合国就能够提供帮助、指导和资源……国家立场不同，案文总是显得不够完美，可是时间紧迫，贫困和脆弱人群等不起一个‘完美的协议’了。”

        8日（周三）一早，AWG-LCA （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和AWG-KP（《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继续减排工作组）的最新文本都出来了，UNFCCC执行秘书菲格蕾丝讲得很清楚：“会议到了这个时候，剩下的就是政治决策了。”本周五上午，代表们必须完成相对成熟的文本供部长们讨论通过。

        日前，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曾在一次讲话中引用中国谚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来提醒各方，谈判虽然艰难漫长，但目前取得的每一点进展都是在向目标迈进。他满怀激情地讲到：“我们不仅是国家代表，我们还都是人类的代表，我们都是孩子、父母、祖父母，总有一天我们会变成后人的祖先，扪心自问，我们将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协议签署及“快速启动基金”建立现场/李旸拍摄

        坎昆会议进入最后冲刺的关键时刻，中美两国多家NGO于墨西哥当地时间12月9日发起了一项联合行动：签署一份《中美民间社会长期合作协议》。两国NGO的代表们认为，既然两国谈判代表不能就关键议题取得足够的进展、达成我们期盼已久的协议，那么两国的NGO就携起手来，告诉各国气候谈判的代表们我们能够也必须合作，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这一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协议签署后，两国NGO的代表们手持捐赠箱，各自捐出1美元（或[RMB 6.7] [MXN 12]）建立中美NGO 的“LCA快速启动基金”以资助未来的长期行动。

        这份协议是真实有效，有“约束力”的，不是仅仅为了这次活动，而是真正会按照协议内容执行，坎昆会后就一起为后续的联合行动和项目做准备。NGO的代表们表示不会将细节问题留待明年到南非解决。

        协议内容如下：

        中美公民社会组织长期合作行动协议

        在本协议上署名的，来自中美公民社会的成员，

        申明 气候变化是两国共同面对的紧迫挑战，需要两国开展长期合作行动；

        申明 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正在世界各地导致严重危害，威胁着我们共同的繁荣和福祉；

        认识到 公民社会在增强和巩固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相互理解和信任的角色；

        认识到 公民社会在行动上具有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和不同的能力；

        决定

        提升公众对于两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进展的理解，在国内和全球范围内强调气候变化，并且提高两国政府的应对雄心；

        建立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平台，开展信息上和专业上的交流、研讨、工作小组以及非正式网络来分享最佳实践和开展能力建设，促进公民社会包括青年团体之间的理解；

        立即建立30美元（200元人民币或者360墨西哥比索）的快速启动基金支持公民社会组织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以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会议时，建立一个长期融资机制；

        鼓励所有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和评审我们合作的进展；以及

        敦促

        公约缔约方承认公民社会组织在达成公平、进取和有法律约束力的（给力的）气候变化协议进程中的贡献；

        中国和美国寻求共同点并且负责地与所有国家开展合作，为了我们星球上的现代人和后代，以达成及时、有效并且持久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

        2010年12月9日

        350.org

        COP16中国青年团

        Oil Change International

        TCKTCKTCK

        中国青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

        前进工作室

        北京林业大学绿手指环境保护者协会

        北航绿翼环境与发展协会

        卡斯凯迪亚气候网络

        安徽绿满江淮环境发展中心(GAH)

        安徽绿色大学生论坛(GASF)

        小鸭嘎嘎公益基金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广西区域绿色组织联盟

        杭州市生态文化协会

        淮河青年环境行动网络（HYEAN）

        深圳市家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绿家园

        绿石环境行动网络

        绿色大学生论坛

        绿色昆明

        绿色江河

        绿色浙江

        美国气候行动网络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

        美国青年应对可持续发展组织

        自然之友

        芜湖生态中心(WEC)

        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保护国际

        赛拉俱乐部

        国家野生动物联合会

        忧思科学家联盟

　　联合国气候大会坎昆会议会场/李旸拍摄

        2010年11月29日，为期两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16次缔约方大会（COP16）在墨西哥海滨城市坎昆低调开幕。之所以说它低调，是因为回想起去年这个时候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上一届气候大会（COP15）的空前盛况：各国首脑如云，媒体狂轰滥炸，民间组织和公众高度关注并对之报以无限希望，最终签署了一份差强人意的《哥本哈根协议》，落得一个相互指责的混乱残局，大家失望而归。相比之下，今年的坎昆会议，单从参会人数上看就已经从哥本哈根会议创纪录的4.5万人，缩减到了1万多人，也不会像去年那样吸引各国元首一级的政府首脑参会。各方对其的关注度仍然较高，但期待却已大大降低，所见的预测评述，大多是走了“现实路线”。各方已公开表示没有期待在本次会议上能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甚至不期待能够就全部议题达成共识。此前于2010年10月中国天津召开的UNFCCC部长级会议，已经为坎昆会议打下了务实的良好基础。对此次会议的最高期待就是能够在一些分歧相对较小、比较“容易”的议题上（如，资金、技术转让、REDD即减少毁林及森林退化的排放、气候变化应对，等）取得尽可能多的共识和实质性进展，使2011年的南非会议以及2012年的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能够敲定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并拿出执行承诺的具体方案和步骤。

        期待降低，谈判压力似乎也就有所缓解，某种程度上也许倒更有利于取得进展。继2008年初卓有成效的巴厘岛会议成功达成了《巴厘路线图》之后，气候谈判经历了北欧丹麦的寒冬，再次回到风景怡人的热带海滨，令人不由得又开始寄望坎昆，希望再一次看到富有成果的大会。其实，没有任何气候变化谈判是轻松的。如果本次会后再次出现各方失望而归的局面，很难想象UNFCCC所有成员国还能够继续信任联合国主持下的气候变化谈判机制。而这一机制是整个国际社会唯一拥有的可以让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制定解决方案的讨论平台。所以，本次坎昆会议肩负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重建哥本哈根会议中以及会后遗失的信任。

        然而，会议刚进行到第二天，日本谈判代表就已多次在各种场合宣称：“日本在任何条件下，都坚决不会在《京都议定书》的第二阶段承诺任何减排目标”。作为《京都议定书》的诞生国，日本决心扼杀这一广大发展中国家极力维护的法律文件，无非是迫于坎昆大会前，其国内九大产业联盟对日本政府的联合施压，反对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之后的延续。日本代表公开表示的理由是《京都议定书》只覆盖了占27%的全球排放量的国家，而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都没有在《议定书》下承诺减排目标。这显然是无视中国已经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减排成就，并以美国的减排不力为借口，逃避其自身的减排义务。也正是因为其以强硬态度在大会开幕之初就制造“不和谐音”，破坏大会建设性的气氛，日本“当之无愧”地获得了当天的“每日化石奖”，该奖项由国际上数百家NGO组成的联盟CAN评选，讽刺性地将“荣誉”授予当天谈判最主要的“绊脚石”。对此，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杨爱伦评论道：“日本的国际谈判立场是被其国内短视的产业集团所‘绑架’了。这些日本企业没有能看到全球减排的趋势对于日本先进、高效的节能技术带来的商机。他们的这种做法可能会使日本逐渐丧失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

        12月1日，也就是大会第三天，坎昆迎来了中国政府代表团的第一场边会。会议由中国国家发改委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中国项目联合主办，向所有参会者展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制定的政策、措施，所采取的行动和取得的成果。中国发改委气候变化司司长、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在讲话中介绍了中国会坚持将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并引用了此前发布的《中国国家人类发展报告》中的大量数据来展示中国中国在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发展及其激励政策的制定、森林恢复、低碳城市建设等诸多方面取得的成就，并重申了中国在去年哥本哈根会议上做出的郑重承诺：到2020年将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40-45%。

        UNDP中国项目的官员Renata Lok-Dessallien女士对中国的减排行动做出了高度评价。她说在中国做到了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曾做到过的事情。UNDP与中国政府最新签署了协议，计划将中国节能减排的优秀工作经验和低碳发展的努力及其成果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向世界推广。

        对于“全球的减排行动是否奏效在于中国；中国能够拯救世界”的言论，作为会议发言人之一的南方中心主任许国平（Martin Khor）谈到，中国作为一个人均碳排居世界第75位，历史总排放量占全球9%的发展中国家，似乎受到了过多的关注。他指出，和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被要求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尚在经济发展曲线的上升过程中就要大幅降低碳强度，其减排难度常常被忽视。拥有如此巨大的人口基数、面对就业压力，中国的减排行动需要的资金投入量大得惊人。仅以降低人均碳排放增速的情景模式分析，从2020年预测的5.6吨到2050年实现6.3吨（绝对量增长，但增速放缓），中国就需要投资逾万亿美元。而对此带有“捧杀”中国之嫌的提问，苏伟的回答则更为直接，他说“中国不能拯救世界，但可以拯救自己”。

        自哥本哈根以来一直受到高度关注的MRV问题，即“三可”（减排信息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或称透明度问题，自然也成了提问的焦点。苏伟回应说：“MRV对于中国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在国内政策中制定了测量、报告和核实减排数据的政策和措施。”

        其实MRV本身，单纯从其要求信息的公开、透明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并在哥本哈根引起轩然大波，是因为这一问题当时被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用来作为借口，阻碍谈判进程，掩盖其无所作为，并将导致谈判的停滞“罪过”转嫁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头上。从而引起了在媒体上无休止的口水战。

        自天津会议以来，中国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就已经变得非常积极和开放。中国在MRV问题上的立场也非常明确，发展中国家接受发达国家资助的减排行动应该接受国际MRV，未接受国际资助采取的自愿减排行动接受国内的NRV和国际磋商与分析（ICA），以区别于针对发达国家的MRV， 体现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坎昆会议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与在中国工作的民间组织会谈。谈到减排透明度时，解振华说：“中国过去是只干不说。现在想想，既然干了，为什么不说呢？中国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有什么困难，我愿意跟大家说，而且恰恰是我们宣传的不够，使某些媒体老在歪曲我们的政策和措施。我如果公布以后，全部透明了，它想歪曲也没有道理了。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是愿意透明的。但是，我们要求把细节谈清楚，要把原则确定下来。”

        当天晚上，美国代表团在坎昆会场举行了仅对民间组织开放的小范围信息发布会，数十家NGO和青年代表参会。主讲人美国气候变化谈判副特使Jonathan Pershing博士被外界称为务实派，曾在美国政府中积极推动气候行动及立法。他也很自然地被在场的民间组织代表问到与中国代表之间是否就MRV问题取得了进展，谈判重点是什么。Pershing博士并未给予正面回复，说此前多次交换意见，但与中国代表在坎昆的第一次会面安排在明天（周四12月2日）。但他强调，谈判的每一块单项内容都并不容易，其实并不存在外界普遍认为的“较为容易的议题”，因为减排、资金、技术转让、气候变化应对、REDD（减少毁林及森林退化的排放）、MRV等等问题都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这让人不禁产生了一丝忧虑，作为常见的谈判技巧，美国很可能继续将不太相关的问题捆绑在一起最为谈判筹码。事态在此后10天的会议中将如何发展，我们还需静观其变。

        NRDC（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中国项目主任芭芭拉•费雯丽女士在这两个会议之后评述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应对气候变化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近年来，中国在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技术、低碳交通（如电动汽车、高速铁路）等领域所取得的长足进步及其惊人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

        她表示，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中国的态度也是越来越积极和开放。但还是观察到，中国政府在谈判中惯于“被动防守”很少“主动出击”，如果中国不仅仅是在其他国家对中国横加指责的时候，才做出被动的回应；不仅是在对方针对某一问题提出一套中国难以接受的方案时，才开始反驳，而是能针对争论焦点或对方的质疑，主动拿出自己的一套具体的解决方案与对方进行商谈，也许将帮助中国在谈判中取得更加主动的地位。她说：“我认为，其实目前中美双方对于MRV的基本原则都是认可的，已经没有太大的分歧，重点是谈具体细节和如何实施。解振华主任提出的全面性、非侵犯性、非惩罚性和促进性这四项原则，美方也是认可的，只是仅有这些原则还不足以界定MRV的实施方法，中国如能首先拿出自己的一套方案确保将上述四个原则落到实处，将更有利于在谈判中赢取主动。

        所谓“哥本哈根会议能否拯救世界”、“坎昆会议能否拯救气候”其实都是伪命题，因为这些国际会议说到底是政治谈判，而最终真正拯救气候的是各国在国内采取的实实在在的减排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