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强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  气候变化与能源高级顾问

昂莉  世界自然基金会  北京代表处气候和能源项目官员

德国波恩——6月10日，谈到气候变化就不能不谈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是世界各国集体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里程碑，是至今为止唯一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条 约，体现了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所确立的各种原则，比如“共同但带有区别的责任”、“历史责任”和“各自应对能力”等。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也常以签署地京都命 名的《京都议定书》为荣。气候变化谈判的语言词汇中，“京都议定书”高登榜首。2007年第十三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缔约方大会通过的巴厘路线图，明确了 气候谈判的“双轨制”——“京都议定书（KP）”和“长期合作行动（LCA）”。京都议定书将随着第一承诺期2012年底的结束而失效，承不承认京都议定 书第二承诺期和一二期之间的无隙连接，就成为近几年气候变化谈判的焦点之一。

“伞型国家”指的是，在京都议定书附件一的国家中，除了原有的欧盟十七国和美国以外的国家。主要的伞型国家有加拿大、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挪威、新西 兰、瑞士等。这些国家的地理分布颇像一把伞，故形象地称之为“伞型”国家。伞型国家从签署巴厘路线图以后，在对待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问题上，从“犹抱 琵琶半遮面”的躲躲闪闪，到“急踩鼓点全亮相”的直截了当，使气候变化谈判在京都议定书上激烈碰撞和卡壳。波恩大会的会场弥漫着一种焦虑的气氛，京都议定 书的第二承诺期是否就此寿终正寝。

美国政府1997年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但美国参议院没有核准。美国是唯一一个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国家。澳大利亚前几年经国会核准，是最后加入京都议定书的 国家。当美国退出之时，所有的伞型国家与其他国家一道继续推动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和实施，京都议定书没有散了架。经过几年京都议定书的实施，人们积累和吸取 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为今后气候变化谈判与条约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美国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和游离京都议定书之外，其无约束力的减排承诺，对伞型国家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从1997年以来，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既没有下降也 没有减缓增长，而是快速增加，其幅度除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以外，在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美国常常以不是京都议定书的国家为由，自起炉 灶，我行我素。即使京都议定书有许多好的实施经验和方法，美国也常常拒之千里之外。美国是京都议定书坚定的反对派。

加拿大保守党政府在今年三月份遭到国会解散后（加拿大历史上第一次解散政府），又卷土重来，再次赢得组阁权。保守党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以美国马首是 瞻，亦步亦趋。加拿大政府不仅没有制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低碳经济发展计划，反而降低了减排目标，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加拿大有丰富的油砂资源，油砂资源 部门是二氧化碳排放增长最快的产业部门。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使加拿大二氧化碳总排放量下降，但油砂产业部门却逆向增长了10%到20%，占总排放 量的6.5%。从1990年以来，石油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250%。联邦政府没有采取措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预计油砂产业在未来仍将快速增长。从 2008年以来，加拿大统计部门没有将油砂产业列入排放的统计数据，而是笼统地将其放在矿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栏目中。到2009年，这些排放统计数据 又没有了，原因恐是油砂开采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长太快。

加拿大政府在2020年的减排目标的承诺上，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目标。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加拿大政府提交的承诺目标是，2020年在2006年的基础 上降低20%，等效于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3%。加拿大是哥本哈根会议后，第一个将承诺目标降低的国家。现在的目标是，2020年在 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17%，等效于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增加3%。这两个目标之间相差六个百分点，而且基准年改为2005年，与美国的基准 年相同。加拿大也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坚定的反对派。

日本。日本政府在两年前，就隐隐约约地表明京都议定书没有第二承诺期。在坎昆会议期间，日本政府代表团高级官员清晰地发出了这个信号，只不过在随后的外交 语言中加以修正，不直接明了地表白。在波恩会议上，日本代表团成员一改以往闪烁其辞的回答，而是重复申明，日本政府拒绝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立场是明确 和坚定的。尽管日本首相菅直人于今年6月1日在国会中肯定要坚守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下降25%的目标，但在日本有一些团体试图在给国会提交的气 候提案中抹掉25%的目标。这个被称为“基础法”并将可能成为日本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变化的提案中，包括了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 25%，2050年降低80%。主要的支持政策有，日本国内的排放交易机制，碳税和可再生能源上网法。拒绝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就等于扼杀了至今唯一有 效的国际气候条约。日本政府在福岛核电站灾难事故之后，加快了对京都议定书的抛弃，背后原因耐人寻味。日本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的坚定反对派。

俄罗斯。俄罗斯与加拿大政府一样，强调自己的国土辽阔，所处纬度较高，气候寒冷，需要更多的能源消耗，也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前苏联80年代末解体 之后，俄罗斯的经济下滑很快，这几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仍然比1990年排放的水平低。这个排放的差距有几十亿吨二氧化碳，这就是人们称之为“热空气”的来 由。俄罗斯打算在欧洲市场上公开出售这些“热空气”，但遭到许多欧洲国家和NGO的反对。俄罗斯政府代表团一直认为俄罗斯应当从附件一国家的名单中除去， 在谈判会议中不时设置障碍，不承担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责任。俄罗斯尽管在各种场合不是很积极地带头公开反对，但是立场非常明确。俄罗斯是京都议定书第 二承诺期的的坚定反对派。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国土辽阔，气候炎热，干旱半干旱地区占了国土很大的面积。澳大利亚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澳大利亚矿产丰富，出口 了大量的矿石和能源原材料，澳大利亚的经济结构是重碳型的。澳大利亚政府加入京都议定书最迟，在实施京都议定书的要求时三心二意，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经常敲 边鼓，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不做承诺。澳大利亚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温和反对派。

新西兰。新西兰政府减排承诺的目标中，LULUCF（土地利用、土地利用改变和林业）所占的比重很大。LULUCF的目前计算方法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 量漏算。其计算统计方法的垢病一直遭到人们的批评。新西兰政府没有公布林业排放的信息，并将预测推给了新西兰的非政府组织，避免人们对新西兰政府推出的可 持续经济方案产生纠葛，使环境部长能够继续工作，不受指责。新西兰政府说公布数据会对谈判产生不利影响。人们有理由认为，在过去几年新西兰政府在 LULUCF的谈判中，所提交的有关林业预测数据是真实的可靠的么？碳中和计划在新西兰政府的减排目标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碳中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新西 兰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摇摆者。

挪威。挪威一直被看作是在发达国家中积极主动承诺较高减排目标的国家。挪威政府提出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下降30%。当挪威代表团在去年气候谈 判大会宣布这个承诺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受到国内政治压力，在近几次的谈判中挪威政府退却了。挪威政府宣布国内的减排目标是30%目标的三分之二， 换句话说，国内减排只等于下降了20%到27%，这跟其他的国家的减排目标基本相差无几。挪威制订了很好的节能计划和用可再生能源替代石油和天然气的计 划。如果挪威政府用REED+（减少森林砍伐和质量退化所造成的排放），作为30%目标的一部分的话，会产生二氧化碳排放计算泄漏的问题。现在迫切要求发 达国家要多减排，但挪威却减少了减排目标。挪威不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的反对派，但其做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欧盟。欧盟不是伞形国家。欧盟在三年前制订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是，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下降20%，但欧盟声明，如果有其他的国家能够与之相比 较的话，欧盟可以将目标提高到30%。欧盟在当时一直强调，要在气候谈判中发挥领导者的角色。不论其他的国家如何减排，欧盟都坚定地制订符合自己责任的目 标。这几年，欧盟内部也进行了多次的研究，认为欧盟是可以达到30%的减排目标。根据欧盟自己的计算，实施目前比较激进的节能目标就可以将减排目标实现提 高到25%。如果再加上其他措施，能够实现减排30%。但欧盟在哥本哈根会议以后，失去了持续扮演领导者角色的激情，在气候变化谈判中没有发挥积极的作 用。根据实际数据，2009年金融危机后，欧盟的二氧化碳排放与1990年相比减少17.3%，因此从政策上和规划上，以及从实践的情况来看，欧盟可以完 全达到30%的目标。根据许多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环境署和国际能源署，的报告指出，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历史新高。2020年有40到70亿吨减 排的缺口。因此发达国家应该首先提高减排的目标。但欧盟在此问题上一直没有明确的表态，而是仍然维持20%的低目标，尽管欧盟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问 题上表现中立，但是他的20%的减排目标，是给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背后插上了温柔一刀。欧盟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问题上是中间派。

我有个想法，2012年的第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缔约方大会能否改在日本的京都举办。京都议定书的一签一废，体现了气候变化谈判历史的喜悲和起伏，所要讲述的许多事情都在不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