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NRDC与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在京联合举办“昆蒙框架目标实现之路”年度国际研讨会，主题为“保护成效与评估”。研讨会邀请来自政府、科研机构、企业、公益组织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近百名，交流探讨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路径、政策响应、技术支撑与资源协同等关键议题。线上参会人数逾10万人。 

会议现场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于2022年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宏观、系统和全面的指引，在减少对生物多样性威胁、可持续利用与惠益分享、资源调动与执行工具等三个方面设立了到2030年要实现的23个全球行动目标。 

2025-2026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将在“昆蒙框架”2030年目标实施进程过半的这个重要节点开展全球审查（即“Global Review”），对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进行“体检”。196个缔约方将于2026年2月之前提交各自《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NBSAP）的执行情况及相关进展报告，即国家报告，将作为全球审查的重要依据。

嘉宾致辞

陈海君 

生态环境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陈海君强调，“昆蒙框架”的实施已进入关键阶段。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工作。距离2030年仅剩五年时间，国际社会需密切关注“昆蒙框架”目标的执行进展以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此外，需要加强对话交流协作。生物多样性保护仅靠单一部门或领域难以有效应对，必须充分发挥跨部门、跨领域、跨地区的协同效应。建立信息共享、能力建设等多边交流对话机制，促进各方相向而行。她还强调了拓展多元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昆蒙框架”实施倡议发起以来，中方不断扩大朋友圈，希望实施倡议的成员和合作伙伴能够继续通过这一平台，加强与其他机制的协同增效，形成合力互补，构建多元的伙伴关系网络。 

许晶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二级巡视员许晶介绍，近年来，国家林草局作为中国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协调机制的召集单位之一，大力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建设、荒漠化治理、法治保障完善和国际合作的深化。 以国家公园为例，国家林草局上个月刚在成都举办了第三届国家公园论坛，发布了一批国家公园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成果。他邀请大家去首批5个国家公园中走一走看一看，切实感受林草生物多样性的魅力。

杨超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理事长杨超强调，保护成效的评估是推动“昆蒙框架”落地的关键环节。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着监测数据碎片化、技术手段不均衡、资源调动不足等挑战。未来工作的发力点包括：深化科学评估体系研究，推动数据共享与标准互认；加强企业、金融机构等非国家主体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资源调动与信息披露；推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双碳”目标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规模化应用；以及支持社区及其居民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加强社区能力建设等。

张洁清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洁清表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已从目标设定走向全面实施与评估。“昆蒙框架”的实施取决于各国的具体行动，并充分反映在各国更新的NBSAP中。对这些行动的监测和评估对于“昆蒙框架”的成功实现至关重要。专家们的分享和研讨将为中国国家报告的编制工作提供有益参考，有助于优化未来五年的保护行动，并确保2030年“昆蒙框架”行动目标的全面实现。 

主旨发言

吉莉恩·坎贝尔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监测、评估与报告负责人吉莉恩·坎贝尔（Jillian Campbell）介绍了“昆蒙框架”监测的指标体系与全球进展。已有55个缔约方根据“昆蒙框架”的要求提交了NBSAP，中国是最早提交的缔约方之一。另有140个缔约方提交了国家目标（即“National Targets”）作为临时替代方案，但尚未提交完整的NBSAP文件。缔约方在2026年2月前提交的国家报告将是首次系统总结各自落实“昆蒙框架”目标的官方进展文件。公约秘书处将在2026年2月对国家报告进行审查。审查的目的不光是审查目前的进展情况，最终目的是要为各缔约方提供有助于推进“昆蒙框架”实施的相关信息。这个审查过程有望加速推动实施“昆蒙框架”的进展。她强调，包含多项指标的国家报告是信息的主要来源，所以审查的关键前提是各缔约方按时提交国家报告，并且要保质保量。

高吉喜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首席科学家高吉喜介绍了中国实施“昆蒙框架”的战略与行动，强调了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与生态保护红线对实现“昆蒙框架”目标的重要作用。外界对中国的生态保护红线比较感兴趣，主要原因是如果采用现有保护地体系，很难达到“30×30”保护目标。但在生态保护红线模式下，我国的陆地保护面积已超过30%。此外，60%的重要的碳汇功能区都在生态保护红线的范围内。 

高吉喜表示，生态保护红线提出的背景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为了解决人地矛盾突出，保护各类重要生态空间，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此，生态保护红线在现有自然保护区的基础上，增加了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及各类小众保护地。之所以用了“生态红线”的名称，是因为在汉语里，“红线”意味着严格的保护。“生态保护红线”就意味着严格的管理保护地。总体而言，生态保护红线能够起到促进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保护的作用，并协同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福祉。 

阿兰·安德森  

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阿兰·安德森(Alan Andersen)介绍，跟中国一样，澳大利亚也被公认为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家。但研究显示，澳大利亚的生物多样性正在下降，受威胁的物种正在增加。除入侵物种以外，气候变化是对生物多样性最大的威胁。以火灾为例，澳大利亚在二十年里发生了3、4次百年一遇的火灾。对这些气候灾害的关注点往往围绕人和基础设施，但其实这些灾害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是更为严重。

澳大利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一些区域性的成功。比如大堡礁30%的珊瑚礁被划为禁捕区域，得到了严格的保护。仅仅十年的时间，保护措施就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但澳大利亚缺乏一个全国层面的规划框架来保护生物多样性，可以借鉴中国的生态红线和生态系统恢复的实践。

刘世荣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世荣介绍，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和碳库。“四库”这个概念最早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四库”功能的实质就是生态系统的服务及其价值的体现。“四库”功能的核心是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性。构建多元生态产业体系是实现“四库”联动的重要抓手，目标是维护生态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支撑可持续发展，更好地造福人类。他强调，气候变化应对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必须采取创新的思路，绿色发展和人类福祉要紧密结合，这是实现高水平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成功之路。 

王也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生物多样性公约》处副处长王也介绍了《生物多样性公约》资源调动议题的最新谈判进展。根据COP16决定，国际社会一方面需加快“昆蒙框架”资源调动目标实施进度，从各个来源调动资源，包括从公共、私人、国际、国内等不同渠道；另一方面，COP16也进一步强调了各缔约方应识别国内对生物多样性有负面影响的补贴，逐步取消或对其进行改革。此外，COP16鼓励各缔约方在国家层面设计和制定自己的资源调动计划，以支持缔约方实施各自的NBSAP。因为仅有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还不够，各缔约方有必要基于各自实际情况，调动多方资源来支撑NBSAP的实施。王也还介绍了COP16就解决《生物多样性公约》资金机制问题所制定的路线图。《生物多样性公约》将在COP19之前，就其官方资金机制作出明确安排。 

圆桌讨论

圆桌讨论（一）“昆蒙框架”保护成效与评估的国别实践

 圆桌讨论（二）国家评估体系与“昆蒙监测框架”的衔接

圆桌讨论（三）监测与评估体系的现状与创新

圆桌讨论（四）新型技术手段助力保护成效

圆桌讨论（五）可持续金融如何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协同 

圆桌讨论（六）企业生物多样性披露与资源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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